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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OL.492 撸起袖子和这个肮脏琐碎的世界周旋到底

作者:生活在别处
时间:2014-02-11 11:06

Dandelion 摄影/Li Hui


印度有数百万的流浪儿童,做童工苦力,被虐待、袭击,被痢疾、黄疸病、肺结核和艾滋病侵蚀。如果你遇到一个奄奄一息的儿童,你可以带他看病。可是数百万的儿童,你帮得过来吗?你给医院送去,医院拒绝治疗怎么办?你报警,但是警察也不知道怎么帮助一个赤身裸体的女孩,不想因为采取行动而给自己增加大量的文书工作。所以他选择了不作为。这也是大多数人的选择。在我们不知道怎么帮助一个显然会给我们带来大量麻烦的人时,我们通常会垂下眼,沉默地走过去。

在巴西,数千万人生活在贫民窟,没有像样的住房、干净的水和卫生条件。孩子们常常患有肺炎、肺结核、风湿热、贫血病、皮肤病,以及由被鼠尿污染的洗澡水和饮用水引发的细螺旋体病。小孩生病后被送入公立医院,治愈后回家,几周后病情重发又回到医院。许多患者的母亲是单身,住简陋的棚屋,缺乏基本的卫生、营养知识,没有条件给孩子护理或预防。她们甚至挣扎在失业后下一顿饭不知在哪里的困境,你跟她讲,要给孩子适当的营养或符合卫生条件的护理,有什么用?

在以上两种情境中,大部分人都会说:这是政府的责任。耸肩,摊手,骂政府。

1996年,出身优渥家庭的杰鲁·比利莫利亚成立“1098儿童热线”。怎么帮到数百万的街头儿童?首先,联合一切能联合的资源。比如,孟买的数百个儿童服务组织分散,相互间缺乏交流。杰鲁招募学生,编了一份有一百多家孟买儿童服务组织的名单,包括24小时提供服务的收容所,可长期住宿的机构,提供法律、健康、心理、教育服务、职业培训和戒毒的组织。接着,大量的协调,一个月后,14个组织签约加盟“儿童热线”;她说服孟买和德里电信局开通一个救助孩子的免费电话,即如今的1098。为了推广1098,她招募更多的志愿者(主要是流浪儿童)散发该号码。第一年,儿童热线接了6618个电话。

警察和医院是儿童热线绕不过去的难关。杰鲁联系了一个市政组织(高危儿童协调委员会)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,请他们组织一次会议,邀请警方青少年援助部门来了解儿童热线。最终,儿童热线和孟买警方建立合作关系。警方认识到,儿童热线的存在,简化了自己的工作;而经常因为孩子脏、没身份证等原因拒绝收治的医院,是下一个攻克目标。热线培训自己员工,掌握基本急救知识,送医院前,先把儿童收拾干净。同时培训法律知识:印度公立医院不能拒绝收治任何一个需要医治的人。

到后来,1098热线成立的顾问委员会中,有政府官员、卫生官员、铁路官员和警察。怎么做到的?当这些官员发现,儿童热线可以做到他们做不到的事,可以让他们的工作变得更容易时,合作就变得便利了。比如,那个看到一个赤身裸体的女孩的警察,拨打1098,按照提示,把小姑娘送到一个有社会工作者和教育项目的收容所。他不会因此增添无穷无尽的麻烦,这让他做好事的成本降到最低。

截至2007年5月,儿童热线覆盖印度的76个城市,被纳入印度政府的儿童保护政策。有87个国家开通98条儿童热线。

同为女性,巴西的薇拉·科代罗是一名内科医生。她发现许多贫民窟的儿童在出院几周后,因居住条件或不良生活习惯而重返医院。她想改变这一现状,面对的是大多家庭的经济困境甚至绝境。她设立“重生协会”,第一笔经费是拍卖母亲的一套刺绣床单筹到的一百美元,医疗资源是她医院的同事,办公地点,是暂时被允许在医院(一年后被赶出去,在一个露天公园的废马厩中继续办公)。

协会到处找人捐助乳品、药品和食品,除了这些,还向病童母亲提供阻止疾病复发的方法。为了让母亲们配合后续护理,科代罗免费提供6个月的补品及药品,只需母亲承诺每月至少来协会两次。在第一次的时候,协会会询问她们:家里有自来水吗?有厕所吗?孩子有床睡吗?之后的6个月,协会跟营养专家一起,制定治疗计划,包括装屋顶、调整孩子饮食、养成喝开水习惯,为孩子弄一张床。“关键是要让母亲们确切地知道自己的目标。”

她招募大量志愿者,后者通常是中产阶级女性;她善于网罗人才,比如发现一个来捐玩具的男子是一名心理医生时,立刻说:我们需要你!请你进屋看一看这个即将离世的孩子吧。从此,心理医生成为协会一员。

薇拉说,“在一个以腐败、冷漠为主要特征的政府系统里,公立医院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向穷人开放的机构。孩子的疾病是一个家庭的大事,它可能引起一个家庭的变故。只给贫穷孩子提供医院治疗但不坚持到底是不行的。这是一种新思想,卫生系统还没有做好接受这种新思想的准备,因此,公民们必须自己建立这些体系……协会正在帮助巴西人民发扬自己的公益精神,也在把上层和下层两个阶级的人们联系在一起。”

自1997年起,这一模式被9家医院接受。截至2002年,协会援助了近两千个家庭的6000多名孩子,有600多名母亲完成了美甲、美发、刺绣、缝纫和计算机操作的课程。协会提供贷款,让她们购买一些开业设备,可以建立一个小的家庭作坊;成立了16个分部,开发出培训模式,以使分部的工作能标准化。接受援助后,每个孩子的平均住院费降低73%,家庭月收入从平均287元增加到419元。协会每年平均为每个家庭花费7285元,仅在第一年就为政府节约了70%的住院费。这笔钱远远超过协会的支出。而这还没有估算到每个家庭得到的职业培训、心理支持等领域的价值。

看《如何改变世界——用商业手段更好地解决社会问题》一书的过程,是一个不断去想同一个问题的过程:他们怎么做到的?面对着数百万的街头儿童、巨大的贫民窟里缺乏营养不断生病的儿童,以及“A”等贫困生和”D”等富家孩子的升学率差不多,等等等等,所有这些,是无所不在的社会问题,它们折射的是贫穷、疾病、被摧毁被忽略的人生,一个社会最残酷最令人无法直视的黑暗面。怎么入手呢?一个人微小易竭的力量,如何才能帮助到许多人?

这些社会企业家,有道德激情,有改变世界的热情,有几乎永不疲倦的精力,但更重要的是,他们懂得“如何做”,如何推广自己的理念,如何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资源,如何让找你麻烦的人——比如医院、比如警察站到自己这边,这需要大量的沟通。可是它有效。

这样的人,往往不是悲观地站在黑暗深渊之前,袖着手怒骂这个世界没救了。他们不预设立场,相信每一份力量都是有用的。比如,他们相信,公认冷漠、腐败的官僚系统,当你让他们了解你让他们的工作更省心,后者也会支持你。他们更相信人的力量,人类之间沟通的可能性,而不是让自己处在制度的对立面,成为咬牙切齿的斗士。重要的是你要做成什么样的事,而不是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。在他们这里,目标的重要性超过了姿态与立场。并且,如果需要行动,他们会立刻撸起袖子和这个肮脏琐碎的世界周旋到底,不到最后,绝不放弃。 

在一个普遍冷漠的世界,坐而论道,越来越多的话语和大面积的沉默,会让人感到无力。此种无力感唯有行动可以粉碎。 

儿子先天大脑畸形的伊丽莎白·赛凯莱什,无法忍受国家对待残疾人的态度是将其关起来置之不理,她创立的工会联盟里,600多位残疾人和普通人一起工作,有正常收入、娱乐方式。在她的时代,在社会主义的匈牙利,1982年才允许私人创办企业。1986年,私企可从事批发贸易。1989年,在漫长的逐级申请之后,工会联盟终于得到第一笔大资金。在政府不作为与呆滞之地,这位母亲没有止步;一百美元起家的“重生协会”,在三年时间里不断扩大,努力要把该模式纳入公共系统中。薇拉·科代罗一直尝试与政府合作,却没有得到任何结果。但她没有放弃,与决策者的对话尝试,不因对方不回应而停止。尝试对话本身即意义。

“这是我们拥有的能够对抗悲观情绪的良药,”薇拉·科代罗说。


绿妖,作家。微博ID:@绿妖绿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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